出土文獻與考古視野下“中華”觀念的構成
作者： 楊博（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討所副研討員）
來源：《河北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年第3期
摘要：日漸豐富的出土文獻與考古實物中，蘊含著在先秦時期“中華”觀念構成的歷史信息。“中”的來源與先秦時期的“地中”“土中”“全國之中”等地輿概念息息相關。西周年齡時期“華夏”族群的融會與發展，為戰國早期“中華”觀念的出現奠基了堅實的基礎。自產生之時，“中華”觀念的基礎內涵即包含以“華夏”文明為配合文明標準，以“禹跡”“九州”為配合活動地區，以黃帝子孫為配合世系認同。
社會變革對于華夏平易近族的構成具有主要意義。從原始族邦聯盟向夏商王朝復合制國家的轉變，華夏平易近族開始萌芽；周人翦商，“夏”開始作為以周人貴族為焦點的部族聯盟的代稱。【1】西周封建，使得東、東方部族打破血緣關系，在各地雜居融會，“諸夏”“諸華”成為年齡以降包養華夏構成的基礎人群【2】；年齡時期的爭霸兼并，處所邦國群體內部、邦國之間的交通融會，是華夏平易近族構成的“地區化”的直接表現【3】；戰國時期列國的人群凝集，構成兼具政治認同和族群認同的諸如秦人、楚人、齊人、趙人等“國人”意識【4】；秦代年夜一統國家的樹立，復數之“諸夏”最終成為“單數的統一之華夏”。【5】
上述研討展現出從政治體視角考核“華夏”性質與構成的主要價值【6】，以“文明”和“地區”為標準將“全國”識別為“諸夏”與“蠻夷”兩個層級【7】，而接收了周人禮樂文明的“諸夏”“諸華”居平易近，棲身在以“中國”為中間的華夏地區，這一基礎認識【8】，也激發了人們對“中華”觀念、名號溯源的興趣。只是囿于所見資料，傳世文獻中“中華”一詞作為地理星象用語，始見于《晉書·地理志》【9】，觀念首見于《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10】。是以前輩學者多據此，以為“中國”與“華夏”兩詞融會，“華夏”之稱演變為“中華”的時間不早于魏晉時期。【11】值得重視的是，日漸豐富的出土文獻與考古實物里也蘊含著在先秦時期“復數諸夏”走向“單數華夏”的時代進程中，“中華”觀念慢慢構成的歷史信息。下文擬在前輩、時賢研討基礎上，就先秦時期“中華”觀念的構成問題再作簡要討論，以供師友同好批評。
一、作為地輿概念的“中”
由考古實物資料和出土銘刻文獻來看，“中”的來源與先秦時期的“地中”“土中”“全國之中”等地輿包養網概念息息相關。早在有文字資料以前，例如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聚落、都邑形態等，均已顯示出“中”的焦點位置。據考古發現，在聚落內部的中間地位，往往可見兼具祭奠與議事效能的遺跡。
陜西臨潼姜寨遺址，在圍溝以內棲身區的中間，發現有面積達到四千余平方米的中心廣場。以年夜房址為主體的五個建筑群，規律地分布在中心廣場及其東、南、西、北四向。這些建筑群，各以一座年夜房址為中間，包含10-20余座不等的中小型房址。一切年夜、中、小型房址的朝向均以中心廣場為中間。【12】這種分布情況，似乎說明整個聚落的布局是以中心廣場為中間向四圍展開的。陳雍曾根據一切房門均朝向中心廣場，強調指出中心廣場所具有的強年夜凝集力和吸引力。【13】類似的現象，也發現在河南靈寶西坡遺址。聚落的中間部位，似乎也存在一個類似的中心廣場。四座年夜型房址，此中包含已經發掘的F105（東南角）、F106（東北角）、F108（東南角）【14】，這些房址的門道朝向也是面對聚落中間的中心廣場的。聚落以中心廣場為中間，廣場四圍分布著門道朝向中心廣場的年夜型衡宇，配合構成“向心式的聚落布局”【15】。由此可見，處在居址中間地位的中心廣場，在當時似已是年夜型聚落共有的特征。
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都邑形態，也已呈現出基層聚落環繞中間都邑的布局規劃。例如孫波曾留意到，兩城鎮、堯王城是魯東南沿海聚落群的兩年夜區域中間。以兩城鎮為例，在環境、地輿、路況和區位等原因的配合影響下，兩城鎮的社會形態存在內、外兩層。內側是兩城鎮等中間聚落，地處在盆地中間，接近河道水源，地盤肥饒且便于澆灌。外側的環狀聚落帶分布著眾多中小型聚落，地處邊緣地位，地盤相對貧瘠。雖然外側的中小型聚落明顯從屬于中間聚落——兩城鎮，可是它們本身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聚落圈的中間。這樣，整片區域也是以兩城鎮為中間組成的圈層結構，構成“多層同構”形式。由此，兩城鎮、堯王城這樣的中間聚落，不僅是當時的區域地輿中間，也是區域社會中間。【16】
這種聚落或都邑內部的布局圍繞中間展開，基層聚落又環繞中間都邑的“多層同構”的布局形態為晚期王朝所繼承。例如二里頭遺址的都邑中間區呈現“九宮格”式的巨大布局。“井”字形的都邑中間主干路網、墻垣，宮城遺址恰位于“井”字形的正中。【17】這表白二里頭國都具備嚴格、清楚規劃的目標，是宮殿區居于焦點，顯示出王權和權力中間的集中。筆者曾留意過，地處三星堆月亮灣小城中心窪地上的青山關F1，面積達到一千余平方包養網 花園米，應用、廢棄年月與八座器物坑基礎同時，這也是今朝所發現的三星堆遺址中面積最年夜的單體建筑基址。【18】杜金鵬曾推測，青山關F1應該是當時的古蜀人統治集團處理主要政務、舉行嚴重典禮的年夜型禮儀建筑【19】；趙殿增也認為其是集體祭奠和集會議事的“殿堂”。【20】值得留意的是，青關山F1內呈東南—東南走向的中軸通道，標的目的與三星堆土臺的中軸線和一、二號器物坑雷同，均為北偏西約45°，朝向東南方的岷山。【21】可以看出，這些都邑內部的布局都是圍繞中間展包養開的。
基層聚落環繞中間都邑的情況，筆者過往曾有簡單討論，如殷卜辭中所見，商人或稱呼本身為“中商”【22】:
……勿于中商。（《合集》2307837)
巳卜，王，貞于中商乎御方。（《合集》20453)
戊寅卜，王，貞受中商年？□月。（《合集》20650)
或將四方與商連稱：
南邊，東方，南方，東方，商。（《屯南》241126)
也有關于商人本身國土的清楚方位概念：
己巳王卜，貞[今]歲商受[年]?
王占曰：吉。
東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上舉辭例說明，殷商時期已有后世政治地輿區劃上“四土”的概念和以商都為全國中間的觀念。這種中間加四土的觀念為滅商以后的周人所認同并繼承下來。清華簡《保訓》中借周文王之口透過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闡明了求中、得中、保中與“踐皇帝位”之間的關系，指出求中、得中、保中才幹踐皇帝位，勉勵太子發“欽敬勿淫”，要像舜一樣求中，像上甲微一樣保中，能“祗備不懈”，堅守“中”的精力。這種對古之帝王之世的疏浚考古，其目標恰是在于驗今——守“中”踐位。由何尊（《銘圖》2511819)、天亡簋銘（《銘圖》05303）可知，周武王在牧野之戰勝利后前往鎬京的途中，即登臨太室選擇所謂“全國之中”雒邑的地址，或可看出二者之間的聯系，求中、保中需求通過守“中”踐位的情勢表現出來。確定政治地輿意義上的“地中”似是表達守“中”踐位的方法之一。
《保訓》的另一主要意義，是將“地中”由“歷山”（舜所求）、“遐中于河”（上甲微）明確至河洛一帶的有易之地。因此，居中而治也就不再僅限于是統一族群內部的權力象征，而逐漸反應著華夏平易近族居中以馭四夷，這一全新的政治結構與觀念。【26】“河洛”即明天的洛陽、鄭州地區，也即學者所說的“年夜嵩山”地區。登封王城崗、新密新砦和偃師二里頭三處城址，被部門考古學者認定為分屬夏代早、中、早期的國都遺址，均分布在這一地區。這似乎恰是國都“求中”現象的鮮明體現。
當時條件下，“地中”“土中”的測定在技術層面也是能夠的。“中”字的一種字義，地理考古學者包養網比較認為能夠就是圭表或圭尺。日月星斗周而復始東升西落，只要北極星恒假寓于天中。河南鞏義雙槐樹、青臺遺址均發現有斗極祭奠遺跡。【27】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墓主人足真個三角形蚌塑圖案與兩根人脛骨，配合設置裝備擺設成“斗極圖像”，是“仰韶先平易近對宇宙形式的初步認識”的證明。【28】“兩根脛骨”組成的“周髀”，也成為測定“天”“地”的“槷表”。【29】
夏至時，北半球的影長為最短，而地中強調的恰是這一影長標準。圭表、圭尺是測量夏至影長的東西。山西襄汾陶寺IIM22出土一件漆木桿（IIM22:43)，馮時、何駑等早已提出，此漆木桿能夠即測量日影的東西——圭表或圭尺。【30】卜辭的“中”，蕭良瓊、馮時、何駑等亦認為是圭表或圭尺。【31】潘明娟近來聯系《周禮·地官·年夜司徒》《周髀算經》等文獻，認為以圭尺、圭表測影尋求地中，是先平易近長期以來的傳統。【32】地圖的出現也可為測影尋求地中供給佐證，如宜侯夨簋（《銘圖》11819）就提到“王省珷（武）王、成王伐商圖，誕省東或（國）圖”。有東或（國）圖，伐商圖，想必亦能夠有中或（包養網 花園國）圖、南或（國）圖。
“中國”一詞，眾已熟知其最早見于現躲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的何尊（《銘圖》11819)，該器1963年出土于陜西寶雞，銘文載：
惟王初遷宅于成周，……曰：……惟珷（武）王既克年夜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惟王五祀。
這也證明《尚書》《史記》等文獻記載，洛邑（成周）是全國之中，是靠得住的。《史記·周本紀》云：“使召公復營洛邑……周公復卜申視……曰：‘此全國之中，四方進貢道里均。’”【33】商末周初，周人在一段時間內仍以“中國”“中”來指代商人包養網心得居地。《詩·年夜雅·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34】。《尚書·召誥》“王來紹天主，自服于土中”【35】。《梓材》“皇天既付中國平易近，越厥國土，于先王肆”【36】。此時周人自稱其居地為“西土”。《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弗迓克奔，以役西土”【37】。《康誥》“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天主，帝休。我西土岐周……”【38】。《酒誥》“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我西土棐徂邦君……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39】。
至周公和成王克商踐奄之后，于雒邑“宅茲中國”，“中國”始指周人居地，以成周雒邑為全國之中。《國語·鄭語》記載西周末年鄭桓公問史伯，史伯的答覆是成周“南有荊蠻……北有衛、燕……西有虞、虢……東有齊、魯”【40包養】，就是以成周為中間向南、北、西、東四方展開的。“東國”“南國”雖與周人心目中的“我土”存在政治地輿概念上的差別【41】；但其還是作為地輿概念出現的。“中國”的含義雖較前有所豐富【42】，但年齡戰國時期仍多作政治地輿概念懂得，即其由“全國之中”演變為指代華夏一帶的諸侯國。【43】《孟子·萬章上》:“（舜）夫然后之中國，踐皇帝位焉。”【44】此“中國”似仍然指國都。華夏地區的諸侯國如鄭、韓、魏、趙等，在年齡戰國時常被視為“中國”。將“中國”與“蠻夷”“四夷”對舉，在《左傳》等文獻中也是常見的。這表白華夏華夏部族的棲身地是“中國”，而“四夷”則是“中國”周邊的蠻夷蠻夷。
當然，“中國”與“蠻夷”“四夷”的劃分，依然是地區觀念。年齡戰國時，楚和吳、越，甚至齊和秦，經常被不加區別地一概視作蠻夷。如秦穆公在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使秦請見時，辭曰：“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45】秦孝公時“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包養韓哀、趙成侯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46】。公孫衍謂義渠君之言有“中國無事于秦”【47】，范睢對秦昭王之言也有“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全國樞”【48】。這里的“中國”均指東方六國，是地輿概念而非族群意涵。由于秦人“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49】，其地僻處西垂，廁身蠻夷之間，所以華夏地區的“中國”對其“蠻夷遇之”。僻處東方的齊國也曾遭遇這種歧視。《孟包養網子·梁惠王上》記孟子言于齊宣王“蒞中國而撫四夷也”【50】，說明孟子認為“中國”不包含齊國。《管子·小匡》中齊桓公自述其“九合諸侯，一匡全國”，“北至于孤竹、山戎……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荊夷之國……，而中國卑我”【51】，故而這里的“中國”指的還是華夏地區的諸侯國。但是在面對蠻夷時，秦人的自我認知也是“諸夏”，與楚人自稱“蠻夷”似有本質區別。【52】《秦本紀》記述世父發誓“戎殺我年夜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進邑”，世父的誓詞中戎與本身截然有別。秦孝公也因為“夷翟遇之”而表現“諸侯卑秦，丑莫年夜焉”。秦人的自我認知是“諸夏”，如秦穆公與戎使由余的對話：“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式為政……今戎夷無此，何故為治，不亦難乎？”【53】顯然秦穆公也是以秦國為“中國”的。
二、作為文明概念的“華”
今朝所見，“華”在西周金文中有兩類用法：一是作地名某人名用，如“王在華”“師華父”等；二是描包養網心得述榮耀、漂亮、光鮮，如《詩經·小雅·皇皇者華》“皇皇者華”【54】，即指包養行情顏色漂亮鮮明之花。【55】年齡時期已常見“華”與“夏”系聯，“華”便是“夏”，“夏”亦是“華”。《國語·晉語七》魏絳論伐戎族事，有云“勞師于戎，而掉諸華”，韋昭注曰：“諸華，華夏。”【56】《左傳》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有言“裔（夷）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穎達疏云：“夏，中國有禮儀之年夜，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57】《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國年夜夫公孫歸生論“楚材晉用”事，提到成公六年（前585年）晉、楚兩國“繞角之役”使得“楚掉華夏”。【58】這里的“華夏”指的也是華夏諸侯國。
沈長云師長教師早有卓論，“華夏”這個稱呼源自周人自稱。【59】《尚書·君奭》記載，周文王曾“尚克修和我有夏”【60】。這里的“夏”并分歧于夏代的“夏”、夏后氏的“夏”。因為《尚書·立政》中，周公曾明確談到“古之人迪惟有夏”【61】，說明當時周人已經知曉“有夏”為“古之人”。周人自稱“有夏”，這個“有夏”就不會是樹立夏代的那個“有夏”。周人自稱為“夏”并沒有更多的深意，“夏”的意思就是“年夜、雅”。如《方言》記載：“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年夜者而愛偉之謂之夏。”【62】由此，周人是借用“夏”表現“年夜、雅”的本義來指代本身，並且也并不是僅僅指代姬姓周人，而是以姬姓包養周人為焦點的克商聯盟。
隨著周人翦商以及其后對東方地區的經略，姬姓周人隨即將“夏”這一名號頒授給其分封的各諸侯國。這些諸侯國也樂于接收，“諸夏”“諸華”遂成為他們的代稱和美稱。在周人史詩中，如周王祭奠天主和鼻祖后稷的《周頌·思文》中，有“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63】，是說天主號令對一切諸夏之平易近，都不要區分彼此。周皇帝在巡行東方諸國時，即《周頌·時邁》“我求懿德，肆于時夏”【64】，表現皇帝想請求得懿美之德，以布陳于諸夏。周人史詩中的這些“夏”，指的年夜都是周人分封的諸侯國。
周人年夜分封，打破了神州年夜地過往血緣氏族林立的局勢，以“華夏”為主導，在華夏及其臨近地區構成各族群雜居融會的新局勢。西周時期，除了周人、夏人和商人之外，非華夏族群如贏姓、姒姓、風姓和偃姓，還有傳說中的高陽氏和回祿氏的后人等。他們在當時并非棲身在“華夏”之外，而是長久以來與“諸夏”“諸華”錯處雜居，因此也逐漸成為華夏族群的主要組成部門。這種情況，正如宋人歐陽修所言：“昔者蠻夷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65】
上文提到《包養國語·鄭語》鄭桓公問史伯，史伯之言描寫出，在成周四方的任何一方，均包養網是蠻、夷、戎、狄雜廁華夏族群之間的情態。無獨有偶，《左傳》昭公九年記“王使詹桓伯辭于晉”事，也提到周人從夏代到其先祖后稷時，“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武王克商后“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66】非華夏族群如蒲姑、商奄，巴、濮、楚、鄧、肅慎、亳等均一向在周人的邊境政治視野之中。由此可見，“四土”地區內的“諸夏”“諸華”與蠻、夷、戎、狄各族群，都是華夏族群的主要來源。年齡戰國之際，秦國兼并了東方的戎族，齊、魯異化了東方的夷人，楚國統一了南邊的苗蠻與“漢陽諸姬”，南方的狄人也年夜都被晉國兼滅。是以，沈長云師長教師指出，西周、包養年齡時期的一年夜歷史任務，就是將華夏地區的“諸夏”“諸華”與蠻、夷、戎、狄完整融會在華夏族群之中。【67】諸夏或視之為蠻夷的秦、楚二國，也都完成了各自的華夏化。
年齡時期是將全國的邦國分為“華夏”與蠻夷蠻夷兩個類別，兩包養網個類別的區分在于文明程度的高下。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68】從孔子的話可以看出，“華夷之辨”的焦點還在于文明認同的問題。又《呂氏年齡·慎勢》:“凡冠帶之國，船車之所通，不消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全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全國之地，方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69】這里對文明認同提出了“冠帶之國”“船車之所通”“不消象、譯、狄鞮”等三條具體標準，即配合文明、配合地區、配合語言。《荀子·正論》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埶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楊倞注曰：“即《禮記》所謂‘廣谷年夜川異制，平易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也。”【70】華夏、蠻夷之間的區別重要在軌制、禮俗、器服等方面，這仍可以懂得為文明層面的差異。是故唐人韓愈云：“諸侯用夷禮則夷之，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71】文明雖然是夷夏之界線但卻完整可以超越，這也是歷代學者的廣泛認識。【72】到孔子的學生子夏時已談論起“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事理。【73】這就意味著黃河中下流及淮、漢流域廣年夜地區的居平易近，此時在語言文字、生涯方法、政治軌制、禮儀文明等方面已經構成了統一的華夏族群文明。蠻、夷、戎、狄，也由底本用來指稱這個地區“諸夏”“諸華”以異族群的稱呼，轉唳為周邊族群的稱呼。而“中國”，也從所謂“全國之中”一躍而成為華夏族群所棲身地區的配合名號。
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由于周王室的“有夏”與其分封的諸侯國即“諸夏”，通過締結宗法與姻親關系，成為當時中國的統治集團。是以，隨著時間推移，正統即與“夏”樹立必定聯系。“夏”便是“雅”，“雅”就是“夏”，“雅言”就是“夏言”。《年夜雅》《小雅》也便是正聲。《墨子·天志下》引《年夜雅·皇矣》,“年夜雅”就被稱作“年夜夏”。【74】當時吹奏的禮儀樂舞也多被稱作“夏”。《左傳》襄公四年的“三夏”，是《周頌》中的詩名，用處是“皇帝所以享元侯也”【75】。《周頌·時邁》的“九夏”，鄭玄等也認為是“頌之族類也”【76】，即贊頌本族的詩篇。“雅言”“夏言”即“正言”。《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77】各諸侯國在舉行禮儀活動等場合應用的標準語言，就是“雅言”。【78】從這個層面講，“夏”具有政治體聯盟與配合文明的雙重內涵。也正因這般，當這些“諸夏”配合體，以分封制為基礎與土著族群逐漸融會后，這個全新的族群配合體，得名為“夏”，得名為“華”，以致“華夏”，恰是瓜熟蒂落的工作。
三、年齡戰國時期“中華”觀念的內涵
西周年齡時期“華夏”族群的融會與發展，為戰國早期“中華”觀念的出現奠基堅實基礎。北京年夜學躲秦簡《日書雜抄》似為此供給了較為靠得住的新證：
年夜（太）睪（皞），庚午、辛未、壬申、癸酉·聞憂終吉，聞喜不長，聞兵不至。寇地東。（簡39)
赤適（帝），壬午、癸未、甲申、乙酉·聞憂終吉，聞喜不長，聞兵不至。寇地南。（簡42)
黃適（帝），壬辰、癸巳、甲午、乙未·聞憂憂，聞喜喜，聞兵必鄲（戰），必央（殃）。下中華。（簡45)
[□□，丙午、丁未、戊申]、己酉·聞憂終吉，聞喜不喜，聞兵行不至。寇地西。（簡48)
[顓]區（頊），戊午、己未、庚申、辛酉·聞憂終吉，聞喜不長，聞兵不至。寇地北。（簡51)
簡文以東方太皞、南邊赤帝、中心黃帝、東方少皞、南方顓頊五帝順次分領六十甲子，占測聞憂、聞喜、聞兵的結果。篇中四方帝每一帝所領的十二甲子各以六、四、二個為一包養包養網組，三組占辭內容各異，而分別與其他三帝所領日中對應組別的占辭雷同，差異僅在“寇地”的方位各隨其帝。五方帝分領六十甲子的現象在秦漢數術文獻中較為常見，而“下中華”，與四方帝占辭“寇地某方”相對應，指霸佔中心華夏之地，【79】似乎可以確定，這里的“中華”已具有地區與文明的雙重指征。
簡文中的五帝，既與“五人帝”系統分歧，也不是純以顏色定名的五帝，其最早見于《呂氏年齡》的十二《紀》,《禮記·月令》所載與之幾乎全同。【80】《呂氏年齡》的撰作年月在秦統一之前不久，北京年夜學躲秦簡牘的抄寫年月，雖有《禹九策》《祠祝之道》等篇抄寫在統一前，但《日書雜抄》由用字習慣和書寫風格來看當抄寫在統一之后。【81】由此即說明在秦統一前后，“中華”觀念已然產生。
自產生之時，“中華”觀念的基礎內涵似即包含以“華夏”文明為配合文明標準，以“禹跡”“九州”為配合活動地區，以黃帝子孫為配合世系認同。前者上文已經述及，這里再探討后二者。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維禹之功，九州攸同。”【82】因古史傳說是年夜禹劃定九州，因此作為地輿概念的“禹跡”又常被視作“九州”的同義語。“九州”觀念的具體產生時間與過程，已然于史無征。上博楚簡《容成氏》中有年夜禹治水決九州之水的記述【83】,《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曾引《虞人之箴》云“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84】，可見時人認為“九州”與“禹跡”確實存在聯系。《尚書·禹貢》，普通認為其年夜約成書于戰國時期。《禹貢》更是將禹和“九州”系聯在一路的典范，其云：“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平地年夜川。”【85】
考古學者如邵看同等認為，“九州”的劃分當有其更早的本源【86】，年夜約可追溯至龍山文明時期，此后歷經夏、商、西周三代，乃是一種人文地輿區系。【87】其年夜致是以天然地輿與經濟地輿為表征的政治地輿格式。【88】清華簡《四告·一》簡11所見“氐尹九州，（夏）用配天”【89】，已出現“九州”一語。《四告·一》的內容是周初向皋陶祝禱之辭，準此，則“九州”的地輿概念或可追溯至周初。清華簡《厚父》也提到皋陶曾輔佐夏啟管理邦國，假如夏時期的皋陶與“九州”存在聯系，那么周初已有禹定九州的說法，也就可以懂得了。學者也常援用保利博物館所躲西周共王時期的公盨銘文，此中有“天命禹敷土，（墮）山、（浚）川，乃奏方、（設）征，降平易近監德”的記述。“敷土”也見于《禹貢》所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奠平地年夜川”。諸家多從馬融所釋讀“敷”為“分”，“敷土”即所謂別九州。【90】
年齡晚期的金文中亦出現禹跡，并將其與“受國”聯系起來，表現出中華地區一體概念的雛形。學者們經常留意的秦公簋銘文（《銘圖》05370)，其云：“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跡，十又二公。”1978年陜西寶雞太公廟出土的秦公鐘（《銘圖》15565-15569)、秦公镈（《銘圖》15824-15826)，銘文格局與之類似，其云：“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或（國）。’”“鼏宅禹跡”與“賞宅受或（國）”親密相關。秦公銘文記載的主題，均是秦人從周皇帝受封假寓于“禹跡”而立國的事跡。“禹跡”是一個年夜范圍的概念，封國是從屬于“禹跡”的。【91】學者也經常提到，年齡中早期的金文中，已有“禹”與“九州”連稱的情況。如有名的叔夷鐘銘文（《銘圖》15555-15556):“赫赫成唐（湯），有敢在帝所，溥受天命，……，咸有九州，處禹之土。”器主作為成湯后裔，鑄銘愛崇夏人祖先禹。商王成湯立國的基礎，在其后裔看來，正是立國于“九州禹土”之上。這里的“九州禹土”應是作為粗略的概念出現的，似表現出與“全國”雷同的意義。
分歧于以往粗略的概念，“九州”的記述在戰國以后的文獻中開始與具體的州名區劃聯系在一路。《尚書·禹貢》《周禮·夏官·職方氏》《爾雅·釋地》《呂氏年齡·有始》等多種傳世文獻之外，還有前述上博簡《容成氏》。具體州名雖存在一些差異，可是《容成氏》的“九州”說明戰國時期在前代“九州”觀念廣泛流傳的基礎上，將其與具體的政治地輿區劃聯系起來，建構出一種整合式的中華一統的局勢。【92】
以黃帝子孫為配合世系認同，也在此時得以奠基。筆者曾簡要討論過“世系”類文獻的追溯與天生體系，簡言之就是氏→姓→帝。【93】年齡戰國時期的族群交通，使得分歧族姓的“帝系”不斷融會、衍生，最終構成以“黃帝”為中間的年夜一統的世系，如《年夜戴禮記·帝系》《史記·五帝本紀》等。
當然，年齡時期也存在分歧的“帝系”敘述，如《國語·周語下》衛彪傒所言，并未將夏、商、西周三代的任一世系往上追溯到某一古“帝”。但是，到戰國時期，如陳侯因敦銘（《銘圖》06080)，已然稱其高祖包養為“黃啻（帝）”。陳侯因即齊威王，陳氏為媯姓，是舜帝后代。【94】是以，戰國銘文中已明確可見由“氏”（陳）而“姓”（媯）以致于“帝”（舜帝-黃帝）的實例。《國語·晉語四》中司空幼子論“黃帝之子二十五人”，更是將包括姬姓周人鼻祖在內的12姓均已上溯至黃帝。【95】周人先祖依此說，與黃帝樹立血緣關系，這自己便是中華觀念以黃帝子孫為配合世系認同情況的上佳體現。
先秦秦漢以降的中華平易近族，是在以華夏為重要活動地區的“諸夏”“包養網諸華”的基礎上，融會其他非華夏族群構成的。年齡戰國時期為塑造“中華”觀念進行的政治與文明實踐，基礎為后世所繼承。西周年齡時期“華夏”族群的融會與發展，為戰國早期“中華”觀念的出現奠基了堅實基礎。自產生之時，“中華”觀念的基礎內涵似即包含以“華夏”文明為配合文明標準，以“禹跡”“九州”為配合活動地區，以黃帝子孫為配合世系認同。“中華平易近族”的稱謂，在明天加倍深刻人心。出土文獻與考古出土實物，讓我們得以深刻懂得中華年夜地上各族群繁衍演變、文明滋長繁榮、文明交通融會的歷史進程。中華平易近族偉年夜復興的實現過程，也將伴隨對“華夏”→“中華”族群長久文明自負的重拾與重塑。
注釋
1王樹平易近：《中華名號溯源》,《中國歷史地輿論叢》1985年第1期；姚育松：《中華：中華觀念的來源和演變》，見鄭文惠主編：《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臺北）政年夜出書社，2011年版，第329-355頁；王震中：《國家認同與中華平易近族的凝集》,《紅旗文摘》2016年第1期；費孝通等主編：《中華平易近族多元一體格式》（修訂本），中心平易近族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版，第213-216頁；晁福林：《從“華夏”到“中華”——試論包養“中華平易近族”觀念的淵源》,《史學史研討》2020年第4期；渡邊英幸：《現代中華觀念的構成》，吳昊陽譯，江蘇國民出書社，2024年版。
2西安半坡博物館、臨潼縣文明館：《臨潼姜寨遺址第四至十一次發掘紀要》,《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
3陳雍：《姜寨聚落再檢討》,《華夏考古》1996年第4期。
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討所河南一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討院等：《河南靈寶市西坡遺址廟底溝類型兩座年夜型房址的發掘》,《考古》2015年第5期。
5馬蕭林：《仰韶文明中期的聚落與社會——靈寶西坡遺址微觀剖析》,《華夏文物》2020年第6期。
6孫波：《聚落考古與龍山文明社會包養網 花園形態》,《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
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討所二里頭任務隊：《河南省洛陽市二里頭遺址》，見國家文物局主編：《考古中國嚴重項目結果：2018～2020》，文物出書社，2021年版，第10-15頁；趙海濤：《營國城郭井井有序——二里頭都邑布局考古的嚴重進展與意義》,《河北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
8楊博：《以考古豐富古史：三星堆遺址的啟示與謎思》,《中國文明研討》2022年第2期。
9杜金鵬：《三星堆遺址青關山一號建筑基址初探》,《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0趙殿增：《淺談三星堆遺址青關山F1的結構與效能——兼與杜金鵬師長教師商議》,《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11趙殿增：《三星堆祭奠形態探討》,《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討院：《四川廣漢市三星堆遺址青關山一號建筑基址的發掘》,《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2楊博：《“六王五伯”與“九州十二國”——出土文獻所見戰國時人的史、地認知》，見牛鵬濤、蘇輝編：《中國現代文明研討論集》，科學出書社，2018年版，第239-256頁。
13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包養》，中華書局，1982年版，本文簡稱《合集》。
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討所編：《小屯南地甲骨》，中華書局，1983年版，本文簡稱《屯南》。
15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書社，2012年版，本文簡稱《銘圖》。
16馮時：《〈保訓〉故事與地中之變遷》,《考古學報》2015年第2期。
17齊岸青：《河洛古國：原初中國的文明圖景》，年夜象出書社，20包養21年版，第199-230頁。
18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45包養平台推薦號墓的地理學研討》,《文物》1990年第3期。
19劉慶柱：《歷史上的“天人合一”政治意義》,《當代貴州》2016年第31期。
20馮時：《陶寺圭表及相關問題研討》，見劉慶柱主編：《考古學集刊》第19集，科學出書社，2013年版，第27-58頁；何駑：《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級年夜墓IIM22出土漆桿“圭尺”效能試探》,《天然科學史研討》2009年第3期。
21蕭良瓊：《卜辭中的“立中”與商代的圭表測景》，見中國地理學史收拾研討小組編：《科技史文集（十）地理學史專輯 》，上海科學技術出書社，1983年版，第27-44頁；何駑：《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級年夜墓IIM22出土漆桿“圭尺”效能試探》,《天然科學史研討》2009年第3期；馮時：《陶寺圭表及相關問題研討》，見劉慶柱主編：《考古學集刊》第19集，第27-58包養平台推薦頁。
22潘明娟：《地中、土中、全國之中概念的演變與認同：基于西周洛邑國都選址實踐的考核》,《中國史研討》2021年第1期。
23《史記》卷4《周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3頁。
24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18-1《年夜雅·蕩》，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192-1193頁。
25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卷15《召誥》，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51頁。
26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卷14《梓材》，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43頁。
27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卷11《牧誓》，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388-389頁。
28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卷14《康誥》，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31頁。
29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卷14《酒誥》，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36-438頁。
30徐元誥撰，王樹平易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卷16《鄭語》，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60-462頁。
31朱鳳瀚：《論西周時期的“南國”》,《歷史研討》2013年第4期。
32趙永春：《從多平易近族視角考核現代“中國”觀》,《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0月11日第5版。
33王暉：《從何尊銘看“中國”觀念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9月30日第4版。
34趙岐注，孫奭疏，李銳校：《孟子注疏》卷9下《萬章章句上》，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954頁。
35許維遹撰，梁運華收拾：《呂氏年齡集釋》卷24《不茍論·贊能》，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42-643頁。
36《史記》卷5《秦本紀》，第202頁。
37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卷4《秦策二·義渠君之魏章》，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26頁。
38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卷5《秦策三·范睢至秦章》，第172頁。
39《史記》卷5《秦本紀》，第194頁。
40趙岐注，孫包養奭疏，李銳校：《孟子注疏》卷1下《梁惠王章句上》，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809頁。
41黎翔鳳撰，梁運華收拾：《管子校注》卷8《小匡》，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26頁。
42據《史記·楚世家》，熊渠曾自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楚武王三十五年伐隨時，又自稱“我蠻夷也”。參見《史記》卷40《楚世家》，第1692、1695頁。
43《史記》卷5《秦本紀》，第178、192頁。
44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9《小雅·皇皇者華》，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868頁。
45晁福林：《從“華夏”到“中華”——試論“中華平易近族”觀念的淵源》,《史學史研討》2020年第4期。
46徐元誥撰，王書平易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卷13《晉語七》，第411頁。
47杜預注，孔穎達疏：《年齡左傳正義》卷56，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664頁。
48杜預注，孔穎達疏：《年齡左傳正義》卷37，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664頁。
49沈長云：《華夏平易近族的來源與構成過程》,《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50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16《君奭》，見阮元校刻：《十三包養經注疏》，第477頁。
51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17《立政》，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90頁。
52錢繹撰集，李發舜、黃建中點校：《方言箋疏》，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43頁。
53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19《周頌·思文》，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271頁。
54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19《周頌·時邁》，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269頁。
55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選集》卷17《居士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92頁。
56杜預注，孔穎達疏：《年齡左傳正義》卷45，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466頁。
57沈長云：《華夏平易近族的來源與構成過程》,《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58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14《憲問》，見阮元校刻：《十包養網價格三經注疏》，第5457頁。
59許維遹撰，梁運華收拾：《呂氏年齡集釋》卷17《審分覽·慎勢》，第460頁。
60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12《正論》，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29頁。
61韓愈著，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匯校箋注》卷1《原道》，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頁。
62顧頡剛、王樹平易近：《“夏”和“中國”——祖國現代的稱號》，見史念海主編：《中國歷史地輿論叢》（第1輯），陜西國民出書社，1981年版，第10頁；晁福林：《從“華夏”到“中華”——試論“中華平易近族”觀念的淵源》,《史學史研討》2020年第4期。
63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12《顏淵》，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436頁。
64孫詒讓著，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卷7《天志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18頁。
65杜預注，孔穎達疏：《年齡左傳正義》卷29，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192-4193頁。
66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19《周頌·時邁》，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269-1270頁。
67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7《述而》，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392頁。
68馬衛東：《年夜一統源于西周封建說》,《文史哲》2013年第4期。
69上文簡文見北京年夜學出土文獻與現代文明研討所編：《北京年夜學躲秦簡牘》 ，上海古籍出書社，2023年版，第283頁，釋文見第284頁。
70田天：《海昏竹書“祠祝”簡初論》，見朱鳳瀚主編，柯中華副主編：《海昏簡牘初論》，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版，第255-267頁。
71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今年代的主要標尺》，見《“中心”研討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89本第3分冊，2018年；翁明鵬：《說睡虎地秦簡〈馬禖〉等篇與北年夜躲秦簡〈祠祝之道〉的抄寫特點和年月問題》，見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討》(2019秋冬卷），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版，第157-175頁；翁明鵬：《從〈禹九策〉的用字特征說到北年夜秦簡牘諸篇的抄寫年月》,《文史》2020年第1輯。
72《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1頁。
73李零：《〈容成氏〉釋文考釋》，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躲戰國楚竹書》 ，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版，第247-293頁；李零：《三代考古的歷史斷想——從比來發表的上博楚簡〈容成氏〉、燹公盨和虞逑諸器想到的》,《中國學術》20包養03年第2期；陳偉：《竹書〈容成氏〉所見的九州》,《中國史研討》2003年第3期。
74杜預注，孔穎達疏：《年齡左傳正義》卷29，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196-4197頁。
75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卷6《禹貢》，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307頁。
76邵看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討》，見邵看平：《邵看平史學、考古學文選》，山東年夜學出書社，2013年版，第3-27頁。
77劉起釪：《〈禹貢〉寫成年月與九州來源諸問題探研》，見唐曉峰主編：《九州》（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9頁。
78周振鶴：《中國歷史政治地輿十六講》，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48頁。
79清華年夜學出土文獻研討與保護中間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10)，中西書局，2020年版，第111頁。
80朱鳳瀚：《■公盨銘文初釋》,《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期。
81唐曉峰：《從混沌到次序：中國上古地輿思惟史述論》，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15頁。
82楊博：《“六王五伯”與“九州十二國”——出土文獻所見戰國時人的史、地認知》，見牛鵬濤、蘇輝編：《中國現代文明研討論集》，第239-256頁。
83楊博：《新出文獻與先秦“世系”類資料的流傳》,《文史哲》2023年第4期。
84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58頁。
85徐元誥撰，王樹平易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卷10《晉語四》，第333-337頁。
86 王震中：《從復合制國家結構看華夏平易近族的構成》，《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
87 沈長云：《華夏平易近族的來源與構成過程》，《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88 顏世安：《年齡戰國時代的“諸夏”融會與地區族群》，《平易近族研討》2020年第2期。
89 晁福林：《從“氏族之人”到“編戶齊平易近”——試論先秦時期社會成員成分的變遷》，《河北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
90 羅志田：《平易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惟》（包養二版），（臺北）三平易近書局，2011年版，第32頁。
91 胡鴻：《能夏則年夜與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與華夏化》，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版，第35-45頁。
92 陳恩林：《〈年齡〉和〈公羊傳〉的關系》，《史學史研討》1982年第4期；李龍海：《年齡戰國時期平易近族分布格式的變遷》，《貴州平易近族研討》2008年第6期。
93 沈長云：《華夏平易近族的來源與構成過程》，《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馬衛東：《年夜一統源于西周封建說》，《文史哲》2013年第4期；沈長云：《從戰國長城的建築論及華夏族配合地區的構成》，《河北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94 “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見《晉書》卷11《地理志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92頁。
95 “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克不及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見《三國志》卷35《蜀書·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9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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