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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日，第四屆打工春晚在北包養網比較京錄制，來自北京、廣東、江蘇和臺灣的一百多名業余演員參加了演出，這些人絕包養大多數都來自各地工廠的生產線上，參加表演的三十多位兒童演員也都是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
因為業余演員們缺乏演出經驗，原本計劃3小時的錄制時間被拖到4個多小時才錄制完成，但是臺下的觀眾卻一直為他們鼓掌叫好，到每年都會作為壓軸表演的大合唱《勞動者贊歌》響起時，觀眾們更是起立同臺上的演員們一起合唱。
不一樣的春晚
同傳統意義上的電視春晚不同的是，打工春晚完全發自民間，并且僅在網絡上播包養網放。從2012年第一屆打工春晚伊始，每一屆晚會的主創人員都是各地打工者，不管是唱歌跳舞還是說相聲演小品，舞臺都不是他們的專業，下了舞臺，他們穿上工裝，就成為中國近3億農民工當中的一員。
2015年打工春晚總共的21個節目中，有歌曲、舞蹈、相聲、小品和詩朗誦。除了兩個節目的演員是職業歌手，其余演員均是一線工人、打工者子女和工人權利社會團體從業者。這使得整場晚會展現出與電視上形形色色的各臺春晚迥然不同的氣質。
作為主持人，崔永元的名氣為這臺包養節目的推廣做出不小的貢獻。2月1日，同他站在一起的兩位女主持王福菊和丁麗均是來自南方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的工人協會的社會工作者，她倆在從事社會工包養合約作之前，同樣也有著打工的經歷。在舞臺上，崔永元通過嫻熟的主持短期包養和語言技巧調動觀眾情緒，并一次又一次為農民工群體呼吁權利實現，同崔永元相比，兩位通過網絡海選成為主持人的姑娘則顯得很緊張——晚會剛開始的時候丁麗甚至雙腿在發抖。但正如丁麗在網絡競選時所說，她曾經的女工身份讓她知道工友們想的是什么。四名打工子弟校的學生表演的詩朗誦《北京，我來了》之后，丁麗在舞臺上控制不住流淚，并在崔永元的鼓勵下發表了一大段關于打工者權益的想法，博得臺下長時間的掌聲。
中國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取得的輝煌成績，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數量龐大又廉價的勞動力，幾代打工者放棄農村生活來到城市，進入工廠，成為生產線上的包養合約基層工人，他們用自己的青春為中國的GDP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這個群體卻長期遭受歧視，權利時常受到損害，主要包括工作強度大，薪酬低，缺乏正常的社會保障，中國城包養意思鄉二元化的戶籍特點又讓他們很難獲得同城里人相同的權利。2010年，以代工生產蘋果電子產品聞名的富士康在深圳的廠區于一年時間內發生了14起工人跳樓事件，中國工人的權利問題前所未有的受到全世界媒體和公眾的關注。
來自深圳的張峰是工廠五角星樂隊的鼓手，他和樂隊成員在此次打工春晚上帶來了歌曲《工作8小時》，作為這首歌的創作者，張峰2012年從湖北老家到深圳后在富士康深圳廠區工作過兩年。他對記者說：“8小時工作之外的加班成為一種福利，因為只有加班才能獲得更多的報包養酬。”談及至今依然會偶發的工人跳樓，他認為很大原因在于“工廠里的年輕工人過于孤立，生活單調無味，內心的壓力沒有釋放的渠道，可能導致跳樓的那根‘稻草’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從富士康離職之后，張峰進入一個面向工人的公益學堂，他在那里為工友們教授吉他和鼓。25歲的他也是在這所學堂里，從許多大學生志愿者那里了解到很多關于工人權益的知識，他在同記者的交談里，經常會在話語間冒出“社會責任”、“勞工權利”一類的詞匯。
他認為，讓工廠里的年輕人擁有更多的文化社交活動，對于緩解他們的心理壓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打工者的吶喊
打工春晚的演員名單里，很多像張峰這樣的演員是本屆打工春晚的總導演許多到深圳同工友組織交流并進行節目選拔時看上的，一頭略顯雜亂的長頭發讓許多看起來跟一般的工人不太一樣，事實上的確如此，他并非生產線上的一線工人，而是北京工友之家的一名專職社會工作者。
最近半年，許多的主要工作就是打造2015打工春晚，作為總導演，工作并不輕松，他從2014年9月就開始為新一年的打工春晚忙碌，2015年1月7日當記者在北京包養工友之家所在地皮村見到他時，他正處在晚會籌備最忙的階段，距長期包養離節目錄制不到一個月，“一些節目還沒最終定下來”。
許多在這場特別的晚會籌備中，除了統籌全局，自己還創作參演了小品《團結就是力量》，講的是廣州大學城2014年8月環衛工人維權事件，他說：“打工春晚還是想對一年內中國工人群體的發展有一個回顧，講真實的工人生活，希望對這一年的工人活動做一個反思。”
“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這是當年新工人藝術團成立初始就定下的宗旨，在許多看來，這個宗旨意味著“用歌聲吶喊出工人的聲音和委屈，以及對現實的反思，首先應該發聲才能更好地為工友維權。”而越來越紅火的打工春晚無疑是一個面向更多觀眾和群體的良好平臺，足以發出夠大的聲音，讓社會管理者和普通民眾都能聽到。回顧打工春晚這四年，許多覺得社會正在發生著變化。
即便受到多方幫助，這臺晚會的成本還是盡量在壓縮，許多介紹說：“我們總共花了10萬元左右，主要是用來支付外地演包養員的來回包養網路費和在京食宿，其他的支出盡量壓縮，就連化妝師，也是請來的志愿者。10萬成本中的7萬元是通過網絡眾籌獲得，另有3萬元是依靠一些社會基金會贊助。”
一臺晚會，10萬元的成本，可能還不及電視臺春晚一位明星身著的華麗裙子值錢，不過對于許多和廣大打工者們來說，意義自然完全不同。許多從這些演員的身上，仿佛看到自己從家鄉來到北京經歷的夢想演變。
1999年，從浙江海寧懷揣音樂夢來到北京的許多在地下通道里賣唱，幾年下來，明星夢并未實現，反而是機緣巧合下，他自己改變了自己的人生。2002年，許多同王德志、孫恒等人結識，幾個“文藝青年”志同道合，決定將自己的文藝理想同工人權益事業結合， “打工青年藝術團”（后改名為新工人藝術團）和“北京工友之家”在當年成立注冊。
與許多的經歷類似，王德志和孫恒都是因各自的“文化追求”來到北京的。1995年，18歲的王德志揣著從家里偷出來的700元錢，從內蒙古坐火車來到北京，他夢想著能在央視春晚上說相聲，他可能沒想到2包養意思0年后他真的站在另一臺春晚上說著自己創作的相聲。孫恒在1998年來到北京，他原本在河南做音樂教師，因為覺得自己的授課方式不能適應當時的教育體制，背著吉他北上進京。
作為北漂，他們開始一起參加演出活動，有一次去建筑工地為建筑工人們演出時，倍受感觸，從此開始了他們為工友寫包養合約歌唱歌的生活。
2005年，拿著出唱片的7.5萬元版稅，他們在北京朝陽區城鄉結合部的皮村租下一塊場地，以此為根包養軟體據地發包養網展壯大，到2015年北京工友之家已有超過100名的專職人員。在這個距離首都機場不遠總是有飛機飛過天空的村莊里，許多他們建起了打工子弟學校、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圖書館、愛心超市，辦起了打工者自己的藝術節，還在周邊區縣建立了自己的農園。
皮村實驗
打工春晚的錄制現場朝陽區9劇場位于北京高樓林立的CBD地區，與北京工友之家大本營，同處朝陽區的皮村直線距離僅有15公里。然而皮村卻是一個典型的依托低端產業發展起來的城鄉結合部村鎮。
目前皮村大約有2萬人口，大多數都是外地來京務工人員，在皮村包養管道大大小小的家具建材作坊里打工，一條繁華的商業街為這些打工包養網者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娛樂服務，商業街之外幾乎全是磚砌的兩層小樓，住著說各種口音的打工者。
2005年孫恒、許多他們找到這里的時候，用第一張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的版稅租下村原公立小學的舊址，經過他們和志臺灣包養網愿者的努力，同心實驗學校這所打工子弟校成立，很快在皮村的一座院子里，工友活動中心包養網ppt成立，圖書館、博物館、劇場也一間一間的建立起來。
到現在，每天晚上活動中心都會聚集許多在皮村打工的年輕人，他們可以在愛心超市里挑選廉價的服裝，這些服裝都是通過募捐得來，且質量合格，另外定期更新包養網的圖書館也可以向工友免費出借圖書。節假日在工友之家活動中心大院里，工友之家會組織各種各樣的文藝活動，每年都會舉行新工人藝術節，大家聚在一起唱自己寫的歌。唱歌無疑是工友們最喜歡的文藝形式，每周六在簡易的劇場里，工友之家的員工李向陽會組織工友們唱KTV。
31歲的包養網站他在打工春晚上唱歌跳舞一人出演了多個節目，可謂是皮村最著名的文藝明星。他在工友之家工作有兩年多了，這是他2007年高中畢業從老家甘肅白銀來北京后干的最長的一份工作。北京足夠大，他干過保安、服務員、快遞員、工廠臨時工等，甚至在一些民間藝術團里當過演員，但他說那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直到來包養到工友之家，他開始覺得生活很快樂，在甜心寶貝包養網KTV活動中，作為組織者的他總是在熱場演唱時故意出些狀況，能迅速調動起大家快樂的情緒。
同樣是工友之家的專職員工，28歲的王博展現出跟李向陽完全不同的氣質。2012年大學畢業后，學計算機的他選擇了社工這個職業，2013年一年他在中國各地的十家不同領域的民間組織做志愿者，北京工友之家曾是其中一站，經過一年多的“游歷”之后，他回到北京，選擇留在這里工作，同時也成了同心實驗學校一名老師，教孩子們社會課和體育課。
比較起北京工友之家跟別的組織最大的包養甜心網不同，他說：“我們本身就都是打工者中的一員，所以我們不是來解救農民工，而是和大家在一起，用自助的方式從內向外去尋找解決的辦法。”正因如此，許多、李向陽、王博他們將皮村的工友們很好的團結在一起，除了享受文化活動之外，也通過法律援助、集體協商等方式維護他們工作和生活中具體的權利。
王博談到打工者在城市遭受的歧視，除了工資待遇和用工環境等方面，其實還體現在享用文化和教育的權利方面。在記者采訪王博時，很多孩子大聲和他打招呼，呼喊他的外號，王博說：“你看他們很快樂，但是小學六年級畢業之后，他們不得不面臨在北京無書可讀的局面。”
同樣的，一旦離開皮村這塊“試驗田”，農民工能去哪里找一處專為工友開設的KTV場所包養網車馬費呢？張峰告訴記者在深圳富士康龐大的廠區周邊，有很多特殊的KTV，就像一包養網個個電話亭一樣，進去以后投一元硬幣，然后就拿著話筒在封閉的狹包養網小空間里自己唱完整首歌。這種KTV十分流行，能反映工人們對文化消費的渴求，但張峰說：“我很不喜歡這種形式，沒有交流，沒有互動，就跟工人平時工作的狀態一樣。”
張峰和他的樂隊成員此次來北京參加打包養工春晚，也專程去了皮村的文化活動中心感受了一下，他們都覺得“皮村是個好地方”。很多時候，在皮村進行著的文藝活動會用一種軟化又快樂的方式，潛移默化的改變參與其中的人。從這個角度來說，皮村無疑正在進行一場社會發展的實驗。圖/文魏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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